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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修复,促进经济带绿色发展全面提速 2020-01-21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市委组织部管理员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专题培训班)

 

习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国家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污染防治计划,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形式研判关键期、攻坚解决窗口期。提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新的理念。

党中央对长江经济带进行了全域发展重新谋划,将生态环境保护居于压倒性的战略地位,对于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来说,既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也面对“不搞大开发”的建设挑战。现行状态,需深入探讨研究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的工作思路。立足建立城市群,践行出共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与保护的步伐,建成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经验模式。

一、机遇顺时代之所需,挑战破发展之境遇

谋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被定位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支撑、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城市群。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推动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布局: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点区域,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优势明显。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施力: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及地方的支持下,做了大量工作,从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方政府从决策层面、协调层面、执行层面进行了多次互访,分别在高层会商、部门对接、县市对话、企业合作多个层面探索合作新路经,达成携手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共识,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建设公共服务共享区,产业合作日趋活跃,民间交流深入积极。落地: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内跨省交流合作平台已达30多个,自2012 年初签订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基础设施、产业、市场、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合作迅速展开,各省会城市先后签署了《武汉共识》、《长沙宣言》、《合肥纲要》、《南昌行动》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7—2020年)》有关议定事项,深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合作,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2018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圈武汉、长沙、南昌等地方政府实施了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共同推进省会城市新区发展合作、共同推进重要交通通道建设等12项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近期合作重点事项。三省在生态文明、综合交通运输、产业、社会事业、市场一体化、特别是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成效。新机:这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对于促进我国长江经济带区域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2019年2月《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等空间形态,形成联动。将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的“脊骨”,成为顺应时代发展、支撑国家经济增长能级的重要之举。

但随着系列政策的不断落地、新形势的不断变化,长江中游城市圈沿线经济发展在饱含巨大机遇的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

挑战一:来自国际的形势。目前,世界上出现了六大城市发展集群,即英国伦敦大都市圈、欧洲西北部大都市圈、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北美五湖大都市圈、美国东北部大西洋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分别代表了各地理板块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世界上60%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市群,具有高度定位、腹地强大、开放共融、效应叠加的特征。新形势下,国内外局势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碰到的全是“硬骨头”,面对的大多是触动既得利益、既有格局的深刻变革。环顾全球,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日益成为区域发展模式、空间组合模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一带一路”在国内的主要交汇地带,应该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实现同“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这是新形势对经济发展给予的更高要求。

挑战二:来自国内的形势。从国内来看,国家在城市群发展规划上不断升级,建立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广袤之国运用新时代发展理念,带来了“经济群”、“交通群”、“产业群”、“生态群”四重功能效应,提炼出聚焦规划对接、改革联动、协同创新、设施互通、公共服务、开放市场的6个发展思路,中国的世界级城市群已呼之欲出。但对标世界一流,仍存在劳动生产力相对较低、人均GDP较低等差距,与美国、日本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在2-5倍之间。纵观国内,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2020年前我国将全面建成小社会,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必须承担中部地区崛起、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完成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领重要地位的挑战。

挑战三:来自地方的形势。近年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长江大保护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圈后,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及生态发展标。着眼中部,长江流域的发展正由中游衔接“长三角”地区纵深推进,而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城市群自古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交通地理上临江达海,经济腹地广阔,经贸往来密切,区域农业生产优势明显,工业门类齐全,却受传统发展方式影响深。要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新的理念指导下,制造经济发展引擎,必须依托城市群力量,完成拓展市场边界、增长规模经济、流通人才资源及利用创新带动弱势地区发展的挑战,突破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已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将带动中西部地区构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大背景下,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城市圈、群,生态环境容量大,城乡发展协调,城镇化基础深厚,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有利于跨区域整合优化资源要素,探索城市群合作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培育形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引领和带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有利于深化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和开放开发,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协同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有利于共同保护长江水资源水环境,促进人水和谐、绿色发展;有利于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使百姓获益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机遇难逢,稍纵即逝,唯有抓住用好,才能不负时代的馈赠。

二、找准问题之所困,实践解瓶颈之掣肘

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交叠于矛盾、困难、风险、挑战之中,有着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与往不同的新内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优质生态产品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探索发展的路程上从“零起点”的过往走来,向全面小康、两个百年目标行动,我们必须运用科学思维洞察大势,厘清重要工作的新关塞。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虽进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但通过对各省的经济发展指标指数进行平均发现,仍面临诸多新的,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机制不活,支撑带动经济发展的效能不够足。资源共享机制不深,生态建设利益协调与自然资本共建共享机制、污染治理区域协调机制、节能减排协调推进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缺乏创新和因地制宜的优化。资本融入不丰,国家现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对政府和平台公司举债行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资本运营陷入阶段性瓶颈,资本流通的形式单调。城市群发展,在存量资本经营上,盘活土地的思路、方法上都不够开阔,生态及绿色产业的孵化、开发均不够深入,未形成支撑带动经济的强效动能。人才机制不均,借智引智、人才流通机制的打通缺乏激励机制,城乡环境治理能力分布不均,生态治理的觉悟素质差异明显。

二是规划不高,统筹协调发展的指挥棒还不够好。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城市规划还欠缺对未来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定位的深入研究和论证,前瞻性和水准不够高。城市间,联系制度建立不够紧密,区域合作办公室在研究提出一体化发展重要议题、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力气不够,特别是涉及上下游的生态修复关联问题、交叉问题等协调不紧密,一体化智慧管理技术未形成全域一盘棋,不利于城市群的大系统规划;城市内,综合管廊的规划、建设,给排水、交通、通讯管线布局等专项规划之间的融合不深,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协调性,直接影响了城市高效更新。

三是生态不显,宜居品质的展示聚集性还不够多。城市群紧依长江,禀赋资源优厚,野性长江拥有全球35个重点生态区,生产全国70%的大米、60%的淡水鱼、40%的粮食,全流域GDP占全国40%,但发展面临着生态环境带来的各类挑战,特别是在城镇发展中凸显出基础设施不合理、湿地复垦、沿江工业产业等发展问题,从生态循环系统根源“水”来看,发展中未注重充分挖掘,滨江滨湖景观特色,以“水”为生态修复及绿色发展的文章未做足,水作为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系统治理万物根源,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还是不强,水系防涝安全功能问题、水环境治污处理排放系统问题、水资源安全有效利用率问题等不同程度存在。

四是空间不足,城乡资源配置的系统性还不够优。城乡发展差异仍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亟待改善,镇村发展迟缓,农村人口外流现象突出,耕地荒废、农垦缺乏治理。而城区人口密度和建设高密化,资源紧张、社会治理矛盾渐增,造成绿色发展空间不足。空间配置缺乏对区域的统筹规划,资源配比的不优影响水生态循环的绿色效能,从微观尺度反映为城区建设,从中观尺度反映为生态结合的农业与养殖业绿色产业,从宏观尺度反映为大生态环境系统优化,以导致绿色产业和城市发展融合不足。

五是能级不强,国家中部崛起潜力挖掘还不明显。基于城市定量分析,城市群对中部地区辐射力不足。一方面生态欠账大,经济总量与国家中心城市有一定差距。例如传统制造业比重过高,部分城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6.84%,与一线城市差距较大(同期深圳为63.8%),与世界级城市差距甚远。而因以往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发展经济“欠账”了生态环境,大自然产生雾霾、水体黑臭、土壤重金属等“烂摊子”制约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生态底线不明。各地均在不断实行“城市双修”,仍有大量空间固化、生态修复、退耕还林等工作未完。如武汉,全市8000多平方公里国土空间要固化,其中保护性恢复3000平方公里山体和水体,3000平方公里耕地红线要严守,2000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要集约节约。总体来说,依托生态环境发展的经济支撑力量还不够强大,城市能级还不显。

三、摸索发展之对策,建议促生态之融合

实践教导,分析长三角州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建设必须借鉴以下工作经验:一是落实国家战略,注重规划对接。如长三角制定《长三角州城市群发展规划》等重要规划;二是迎合各方诉求,注重机制完善。如长三角建立对接、衔接制度,充分征求诉求合作意见180余项,采纳200余条跨省意见。三是融合式发展,注重多元参与。如长三角联系办公机构主动对接市场主体,纳入企业未来布局重要项目和合作事项,务实开展专题对接;四是一体化视角,注重分类解决。如长三角制定重点合作事项32项,4个类别,专项行动4项,同步制定实施方案、编制专题规划,做到有共识的事情具体写,尚需协调的事情分原则写。总结言之,即要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向、需求导向、民生导向,完成好自选动作,谋划好发展布局。

(一)一体化协同发展——总体谋划、优化体系、交融互通

“生态文明怎么建”与“绿色发展怎么做”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通过协同发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生态与发展的辨证统一。

1、促进三域协调联动

一是用足基础。(1)协调发展基础良好。长江中游三省政府已经搭建了政策互动的良好基础,如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制定并实施了生态补偿政策,全面推行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湖南先后制定了鼓励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排污收费等一系列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并推广考评指标体系。与湖北联手,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西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探索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经,先后建立了流域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降污减排和降低能耗完成情况纳入地方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三省城市群均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指标纳入地方目标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并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2)在进一步夯实基础的过程中,还要深化重要政策的一体化,如引资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开发区政策、金融政策、环保政策等专项实施办法、管理细则要出台,并保持基本统一,长远规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避免地区间的非市场化的政策性竞争,通过政府间的政策与规划协调,避免信息不充分情况下形成自发重复建设。(3)精细化考评问责体系。主要做摸清管理对象底细,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精细化统计、监测、考核标准,落脚于考核的奖惩激励。

二是优化机制。(1)城市间形成战略合作协议,兼容三域政策,完善协调机制,合署办公日常化,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进一步细化城市群中各城市内部分工协作事项,统筹完成课题编制、研究等工作,建立提高集群效率;(2)建立合作意见研究办,形成地方政府协作机制顺畅开展工作,面向政府、职能部门、大型企业、民营企业、社区街道等渠道开展定期调查、分析工作;(3)分类管理结构网络体系,区分公共资源的集体性收益管理模式与商务运作等选择性收益管理模式,将政府层面的约束机制下沉到生态资源利用主体,明确运用资源的主体必须有交易成本分析与风险承担分析,政府与公众之间、企业与职能部门之间建立契约制。

三是进阶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需更大程度发挥其创新活力。要按照培育发展中部地区城市群的要求,强化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点促面形成一批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促进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加快1小时城市圈的建立,完善城际快速交通体系,推动城市间产业融通、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便捷通畅,促进群体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2、促进管理机制成熟

一是探索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流域上游地区应有效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水源涵养建设和水土流失防治,加强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等工程措施。流域下游地区也应当积极推动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并对上游地区开展的流域保护治理工作、补偿资金使用等进行监督、协同立法、联合执法。要杜绝区域环境立法合法性不足,如缺乏协调、主题不明确,内容不统一,违法责任差异大,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是创新考核机制,完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将国土资源规划、开发、利用的过度、无序行为纳入科学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三是形成绿色保护激励机制。针对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品牌、绿色商标等领域,加强业态创新,政府优先投资扶持绿色关键技术,完善奖补制度。

3、促进资本流动互通

一是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科学合理安排资金,全力推进水环境治理和污染防治等基础重点项目。二是积极发挥民营资本流通运用,全面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提高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优惠政策,取消、停征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执行阶段性降低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费率政策,促进绿色产业集聚。三是建立联合产业基金、引导基金。沿江各省共同出资设立生态保护基金,中央引导各地方政府在跨行政区供水的水源地开展生态补偿试点;设置免税储备基金制度,使航运企业享受优惠待遇。

4、促进人才交流培养

一是根据功能区定位,以规划引人才,以产业引人才,以市场引人才,避免城市间人才引进的恶性竞争,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优化配置。将“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升格为集聚城市群发展的人力资源。二建立人才战略联盟,加快人才合理流动。建立三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互认工作的联系协调机制。在已建立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机制基础之上,共建两院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等高层次人才名录,及时更新,酌情扩大其他方面的高层次技术人才。以三域合作项目为主要载体,推进高层次人才智力的交流合作。同时,建立紧缺人才清单制度,拓宽国际人才招揽渠道。三建立绿色发展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增加各类创新创业服务、知识产权交易等小众化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激活低起点创业活力,营造宽松环境,让青年人才“使上劲”,使其技术与知识“用得上”。四是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新市民的居住成本,提高城市周边公租房公共福利待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共服务“一卡通”。

5、促进社会治理向优

强化组织建设实现治理精准定位,是我党执政水平的体现。群众对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注点,不仅仅是量大面广,更重要是满足自身需求。因此,有效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需依托“星星之火”,既要有广度涵盖,也应重点实现的“燎原之势”,对可能参与事务、领域中的各种组织进行统领整合,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不同空间的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精准定位群众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情况、不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关注及解决,从而共建共享城市之光。此外,可借鉴南昌推动绿色惠民工程细节做法,如启动公共自行车系统,提供低碳出行服务,重点整治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深入推进“美丽南昌、幸福家园”建设。

6、促进公众参与

以城市群为重要载体,实现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管理和基层公共服务的协作化、精准化,“精准定位”扩大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利用长沙V谷视屏文创产业等意识形态建设优势,加大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建设。建立长江大保护公益奖励制度、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支持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将各城市民间湖长护湖、企事业单位护河爱湖及日常巡查、宣传、咨询等志愿服务活动扩展为省际交叉活动。加强公众参与度,提升百姓幸福感、获得感。

(二)纵深化生态修复——生态优先、多元管理、久久为功

坚持生态支点建设优先,打造“三江四山千湖一平原”的生态保护格局,把流域生态环境修复放在首位,把山区水土保持、生态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屏障构筑放在重要位置,打造世界淡水湖生态环保典范。

1、促进系统生态修复

一是密切流域上下游地区联席会议制度。按照流域资源统一管理要求,在已协商推进联席会的基础上,细化如流域保护与治理、联合共享跨界资源、建立重大工程项目环评共商、环境污染应急联防机制。充分发挥中游城市会商会秘书处作用,搭建更加密集的会商平台,深入研究三个城市近5年发展规划的共同点,认定统筹发展共同点。二是完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以绩效考核、作风巡查为切入点,厘清上下游“扯皮”症结,剔除交叉管理内容,明晰因果内在联系,共同探索建立跨域生态补偿评估机制,细化资源使用的补偿基准、方式、标准。三是新增联防共治条约,由上下游地方政府签订具有约束力的生态修复协议,积极在水生态修复、废气废水污染防治等领域开展政府合作和科研合作,利用科研力量将治理难题迎刃而解。

2、促进生态要素整合

一是对湖泊、湿地、河流渠道等生态要素进行整合,增大地区蓄洪能力,打造城市水库,规划城市生态绿芯。学习武汉等水资源丰富城市的先进经验,武汉提出护一城净水、绘两江画廊、显三镇灵秀。发展“大湖+”模式,全市实施治水项目325个,去年以“水”为倒逼机制,在城排抽排能力提高460余立方米/秒的情况下,中心城区仍有易渍水点存在,需不断增加蓄洪能力,保障防洪安全。对山区水土保持、生态多样性维护。对目前武汉已建成世界级东湖绿芯、城市绿道,立足省际继续开创世界级乡村绿道、世界级丛林绿道,带动周边休闲、生态体验、科创服务,持续探索以生态为依托的治理模式。加强水源地保护和应急备用水源建设,确保饮用水安全。

二是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加强排水设施建设,蓄水设施完善,通过对水的科学全生命周期管理,改善气候,让城市拥有“里子”更有“面子”,推行城建新模式的复制。国家第一批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已在武汉、萍乡等地完成,其中武汉历时3年建成38.5平方公里海绵示范区,建立了含实时监测系统、数据查询系统、海绵一张图、综合门户系统、数据交换功能的统一监测接收平台,囊括建设管理系统、考核评估系统、数据库建设及智慧导览系统等10余项应用功能。武汉还提出2020年建成141公里的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是系统生态工程,覆盖愈广生态愈显,要将试点建设的经验成果复制推广,引导三省完成中游区域海绵城市建设规划,提升年径流控制率,运用渗、滞、蓄、净、用、排的手段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研究农田海绵、旱区海绵等新课题,构筑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自然屏障。

3、促进领域智慧管理

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覆盖了政务、水务、安防、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各个领域,渗透了基础设施设备建造、系统集成、管理运行等诸多环节。南昌在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九大工程”中为相关领域搭模建台,推动红谷滩全省金融商务区“二次开发”,加紧筹建Pre-IPO产业园。武汉光谷中心已成为中国高新核心。未来,要整合中部资源,随着5G时代,完成由传统“智慧城市”朝着“超级智能城市”、“感应城市”方向转型升级,从战略、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一体化,建立城市群的智慧管理专项办法,实现促进城市与城市、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更加融合、协作,实现价值最大化。

4、促进环境整治突破

以往环境治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生态系统的大角度考虑,要真正转变社会生产方式,要以水环境建设为切入点,从水资源丰富的城市试点,将加强防洪保安、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先进做法形成成熟经验,发挥头雁引领效应,促进跨省水利项目建设、生态资源管理制度创新。

(三)现代化绿色发展——构筑联系、破旧立新、顺畅转型

筑牢“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价值观”的思想。

1、促进规划一盘棋

一是重点统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全面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统筹水域陆域,细化主体功能区生态保护要求。加强涉水保护和修复,严厉打击生态破坏行为,开展支干流生态保护和修复,在提升流域环境承载力的同时建立事前、事后评估管理细则,积极开展横向生态补偿。相关巩固措施需结合实际落地,如长沙在建立森林资源管理机制时,同步实施三年造绿大行动,完成营造人工造林232平方公里。可升格生态能级提升后的新指标要求、规划新指标应用范畴,通过创建示范镇增加保护意识。长沙曾开展浏阳河小水电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论证分析小水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制定政策,可将经验形成体系,指导各地论证新保护措施。

二是重点加快推进核心城区的建设。推动武汉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成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长江中上游区域中心城市,

打破行政区的概念,探索经济要素流动的内在需求和规律,结合三省人口总数近2亿且内需旺盛的情况,科学制定规划推动区域发展,要以核心城市为突破,引领其他区域功能定位,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上紧密生态大空间互通,激活城市群发展,从各城市的生态特点、空间特点出发,以长江干线为主轴,发展优势产业,打造长江现代产业带、汉江生态经济带、清江生态文化旅游带。培养绿色消费方式,促进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松紧结合,总体实现差异化的良性互动。

三是重点强化各区域间的内在联系

城市群对内联系紧密,加强城市间的功能衔接,探索生态重点修复区域承接绿色产业转移的有效模式;对外高度开放,依托长江经济带,以长江干线为主轴,加快长江流域成渝、中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合作。由易到难,先在服务业、旅游业方面加强合作,同步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交通、通讯、网络和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一体化。借助“汉新欧”大陆桥,按照“绿色、开放、共享”的思路,将武汉临空港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成面向中亚、西亚、欧洲,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开放型经济区;从长远功效角度将城际铁路建设发达起来,特别加快推进武汉与南昌之间便捷交通设施。

    2、促进高端交流频

聚焦共享经济,分类行业的大咖和意见领袖至关重要,通过剖析国际先进热点事件,对共享经济、社群经济进行思考研究,围绕共享经济展开探讨,高效应对市场需求缺口,共享群体经济红利。利用政、企、高校、研究机构多主体、多地区、多领域的互联互访,培育高校科创主体,重点聚焦绿色发展重点领域,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早在2012年7月底就成立了全国首家“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并坚持每月编印一期《中三角瞭望》,承担相关重要课题,加强与湘、赣理论界的交流与合作。武汉成立了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等业态创新基地建设。创新集群作为创新高级组织形式,是推动经济带发展的增长点和动力源,要继续强化以上高端互通、交流,扩大高端领域对三省的辐射范围,建立分中心、分期刊,智库服务三省协同发展。

3、促进绿色路径通

建设绿色交通、绿色市政、绿色建筑、绿色休闲。近年各地区都为此实施了同类建设,以种类较全的武汉为例衍生思路,武汉为提供绿色公共服务,实施了“绿满江城、花开三镇”工程,大力推进通道绿化、生态绿楔、山体修补项目,加快控规绿地,立体绿化等手段,提升“绿容率”,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建设慢性交通网络,地铁线路12条(在规划21条),主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超过60%,非机动车道500公里以上,休闲感提升。下步测算未来发展交通空间容积,通过建设绿廊立体交通,投入轻污染、无污染新型交通工具,加强自行车道绿化,设置路边停车区优化慢行交通环境,改善、引导绿色交通建设。

4、促进转型发展新

武汉开展了沿江产业防污染整治行动,制定2021年底前基本实现工业园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消除岸线1公里重化工园区计划。同步开展环保督察、工业固废垃圾等问题整治行动,尤其消除煤炭消耗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全市70%的青山地区,建设以用生态摘“环境恶劣帽”为典型的戴家湖公园等一批修复项目。树立了打造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与创新发展,开展生态环境综合转型的绿色发展典范。与武汉一样,长沙、南昌也根据城市特点实施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分步走计划。各地区在老工业区的改造中,大多向生态休闲板块倾斜,可立足时代,运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实现未来工业领域、高新产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协作水平跃升,走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具体建议为:可将武汉东湖高新区作为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优势,与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共同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高地,共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化创新平台,推动城市群在生态能源、绿色材料等领域联合攻关,带动长江经济带健康、蓬勃发展。

5、促进产业融合实

产业融合方面,南昌已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如组织开展了农村应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完成了年度城区集中式饮水和县级饮水水源环境评估,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基础信息调查工作,并加码保护区巡查、强化监管力度。在源头治理方面,大力推进生猪规模养殖场治污设施建设,配建比例大约91.5%,在绿色发展与产业融合方面大力作为。其他省域不仅侧重第二、三产业,也要注重与第一产业的融合,城市内部,对工业相关产业进行低碳、环保、零排放的绿色融合,鼓励坚持创新研发投入,做强做优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城乡之间,融合生态绿色产业,采取“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周围乡镇的发展和脱贫致富,力求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多赢”;乡镇内部,治理农业污染,耕好绿色经济“试验田”,发挥绿色生态最大的资源禀赋,服务城镇化发展大局。打造生态产业、培育生态品牌、弘扬生态文化、构建生态家园。一是建立产业协作机制。鼓励区域内产业转移、资本联合、技术合作、产权交易,支持企业跨区域、跨产业重组兼并,在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绿色发展带来的生产、物流、仓储、包装、销售、制造、旅游、品牌、金融等领域的大融合,从产业配套的角度建立良性竞争机制,防止同质化恶性竞争,实现产业合作共赢。二是建立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带。发挥重点产业、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推进企业跨区域联合、重组,建立、完善、强化、延伸主要产业链,形成承担产业转移的集群优势,吸引产业链条整体转移和关联产业协同转移。以国家级高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龙头,共同争取国家政策,共同加大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力度。

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将实现三域深度联动,纵深生态修复,发展绿色产业,按照“绿色发展,服务大局,合作共赢”思路,推进多方自然生态融合,促进绿色产业融合互补,为我国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积累经验,撑“腰”助力,为世界生态改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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